学前教育存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昨日，安徽省**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授权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安徽省学前教育立法征求意见的公告”，这标志着我省学前教育立法进入实质性阶段1978年春，大约是3月初吧，我揣着安徽劳动大学录取通知书，挑着行李（一只小木箱和一卷铺盖）去上大学了。当时我家住在定远县岱山公社，我从岱山坐汽车到定远县城，再从定远坐汽车到合肥，又从合肥坐火车到芜湖裕溪口，通过轮渡过江，**又坐火车到宣城，最后再从宣城坐汽车到达了目的地——叶家湾。
初中毕业时，通过全班投票、学校考核，我以第一名的身份升入池河中学高中部。那时全区七个公社只有这一个高中部，每个公社仅有十几个初中毕业生能被选拔上高中。我的绝大多数同学只能带着羡慕和遗憾结束学业，回到水田或者旱地，虽然他们还只是一个少年。我**是岱山公社的“五﹒七”组长，（这个职务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知所云。1966年5月7日，伟大领袖***写了一封重要的信，大意是：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广大*部和学生都应参加生产劳动。它被称为“五七指示”，此后凡与下放*部和下放知青有关的事物都可冠以“五七”一词。）专门负责知青工作。所以我早就认识一些来自各地的知青。岱山公社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蚌埠和定远县城。一般说来，知青很容易被从本地人中分辨出来。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个性气质与本土人或多或少有些异样。（**结束后，知青文学几乎都是“伤痕文学”，我个人一直觉得有点以偏盖全。前年读到知青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认为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客观上推动了城市文明对落后农村的渗透，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言之有理。当然这个运动的负面性质可能还是主要的。知青们被过早地中断学业；未及成年即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大多数人不能被推荐深造或者被招工；他们大多在艰苦的环境和艰辛的劳累中度过十年左右的青春年华；还有少数女知青遭受那时的“潜规则”等等。作家贾平凹是回乡知青，他曾针对知青题材的“伤痕文学”愤愤不平地说：你们城里人到农村来劳动吃苦就是不幸，那么我们农村人也在劳动吃苦就是活该吗？这话的意思有几分道理，但是似乎不全面。下放知青之所以叫“下放”，这意味着他们本来是在一个“高处”。城市和农村处在同一个地平线上，本无高低之分。那么这个高处“高”在哪里呢？主要是高在文明程度。也就是说，知青下放就是把一群少男少女从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移民到较落后的地区。从概率上说，这些少年人原来所生活的地区较高的文明是由他们的先辈用劳动和智慧辛勤创造出来的。一般说来，他们应该在原来文明较高地区接受完整的教育；并且在原地区发展自己的人生事业。然而，“下放”却使他们失去了这些机会和权利。这公平吗？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知青下放的大背景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城市就业压力过大。这可能也是真的。从经济的角度来揭示知青下放运动，更深刻一些。今天看来用大规模的知青下放的方式来解决城市经济困难和就业压力，只能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抉择。）大多数的知青对岱山公社的印象如何，我知道不多。我，作为一个“土著”，对他们充满了感情和感激。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知识，受到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因为他们来自文明的高地。从知青那里，我对上海有了不少了解。上海不愧是强大的文明高地，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它想方设法继续对自己下放的孩子们进行文化上的哺育。记得，**经常从县里领来一捆一捆的书籍，它们都是上海的高校与某某工厂的工人联合我家被下放到定远县池河区岱山公社林场大队河东周生产队。这里是皖东的一片丘陵地区，山清水秀，还有一个国营林场。到处都有奇花异草，珍禽希兽，比如野草梅、野柿子、山里红（野山楂）、野沙参、刺猬、**、野兔、野羊和大尾巴狼……。初到这里我是满山遍野地跑，心旷神怡啊！其他课程也都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如**课和历史课不学课本上的“死”知识，改为读报纸。所有的课都不许留家庭作业。同时，增加学工、学农、学军活动等等。（现在的中学生一定羡慕得要死，没有家庭作业啊！）这个时候，除了学习外，我也开始经常为家里*活。*什么活呢？比如，种菜。农村没有菜市场，吃菜全*自家种。我要经常帮助父母挖地、种菜、浇水。尤其是夏天，茄子辣椒西红柿之类的蔬菜，每天都要从附近的河里或者池塘里挑水来浇。星期天，一般都是上山割草砍柴，因为家里用的是土灶，一年四季都需要这种“能源”。农村更没有自来水，每天都要用桶从井里打水挑回家。我从7岁就开始帮大人做饭，10岁的时候已可以**做饭菜。唯物主义哲学家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千真万确，如果没有这些劳动，我的身体可能发育不全，像个歪瓜瘪枣；如果没有这些劳动，我的大脑可能也左右**不平衡，说不定达不到中等智力。早年的劳动也使我深切地认识到：体力劳动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如果有机会不必再劳动了，那一定要珍惜，老老实实做点正事！开学不久，第一堂写作课，胡振荣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来校途次》，要求当堂做。“途次”是什么意思呢？我顿时紧张起来。看看旁边的同学，又不好意思开口问。这时胡老师做了一点解释，但是我还是似懂非懂。没办法，我只好略去“次”字，按“来校途”三个字的大意写了我就找到他,宣城小学招生最后日期。（很多年以后，我读《左传》，常见这个“次”字，才真正搞清了它的含义。）过了一段时间，又是写作课，胡老师进行作文评讲，没想到我的作文还受到了表扬。但是我心里一直发虚，因为我连题目的准确意思都未完全懂啊！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难为情。更让我汗颜的是这篇作文的基本内容“纯属虚构”，具有假大空的特点。严格地说，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写作文，所以，不久第二次作文，胡老师就给我下了数条批评性的红字。高中时期，文化课学的比较差。但是那时我迷上了绘画。池河镇有一个姓周的小学老师，“家庭出身”很不好，但是会画画，远近闻名，我就找到他，向他学习。他教我画素描，画速写，临摹连环画。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列宾、叶浅予、陈逸飞等中外画家。1972年春，我到岱山公社学校读初一。学校漂亮多了，是几排青砖青瓦的房子，还有玻璃窗。不过还是没有统一的桌椅。老师通知我们从家里带。我的父母请木匠为我做了一张长条桌，那是我家最好的一张桌子。（谢谢父母！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托人从上海买了一*收录机给我，帮助我学习外语，那也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最让我感到新鲜的是，这里的老师都像老师了。他们是公办教师，衣服**净净的，肤色白白净净的。听说有一些是从凤阳师范毕业的，我们学生觉得他们非常有知识，肃然起敬。最厉害的是一个叫吴大学的老师，因为全校就他一人是大学生，所以大家都直接称呼他为吴大学。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全名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他毕业于皖南大学（即今天的安师大）。他是教数学的，但是经常说些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类带“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句子，我们觉得他文理兼通，非常渊博。他还说，大学教授都是做小宝车（轿车）上课的。我们听了以后都啧啧称奇。因为就我们所知，县里的大*部不过是坐吉普车，只有省里的大*部才能做小轿车。这是我对大学最早的一个印象，好神圣，好神奇啊！我的老家在寿县三觉镇。1960年12月出生于定远县炉桥镇。我能记事时，我们家是在长丰县水家湖农场。1967年春即6周岁多点的时候开始上小学，当时家住在蔡城塘生产大队，学校是孔店公社小学，两者相距六里多路。印象中孔店小学有几间土墙草顶的房子，教室内也是土坯砌的课桌。第二年，不知为什么，家里把我转到了淮南九龙岗曹店公社小学，这里离家更远了，大约八里多路。中午不能回来，每天要带饭去。带的是什么呢？基本上是*馒头，没有菜。当时“**”已经开始，农场里经常可以看到“大字报”。受环境的影响，我的父母叫我练习写毛笔字。要求很严，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临摹一篇大字，一篇小字。大字学柳公权，小字学王羲之。父亲在解放前读过私塾，**在解放后学过一点“文化”。父亲教诲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教诲说：大字写好了，将来可以帮人家写门对子，换饭吃。但是每天连上学带玩耍，到晚上已筋疲力尽，瞌睡难忍。经常写着写着眼睛就睁不开了，甚至毛笔也会从手中掉下来。每当此时，性急好强的**就会攥起拳头朝我的头上狠敲一下。在惊醒之后我又诚惶诚恐地写下去。我并没有成为书法家，但早年打下的书法基本功多少给我带来了一点好处。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院校当老师，师范性的学校讲究“三字一话”的基本功，我在黑板上写字，从来不发虚。而且自信鄙人的粉笔字绝不会误人子弟，吹嘘一点说，可为学生示范。1977年初，我高中毕业了。回乡当“知青”。因为我是“非农业”户口，所以到县里办理了一个“下放”的手续，成为下放知青。（真是莫名其妙，我一直生活在“底下”农村，从未在高处呆过，为什么叫下放呢？为什么要下放呢?）我被安排到东风生产队“知青点”，与合肥下来的小褚和蚌埠下来的小王在一起。他两来自较大的城市，又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与他们朝夕相处，我感到很新鲜，常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欣悦。我们参加了生产队所有的农活，每一种庄稼从播种到施肥、除草、浇水、收获、晾晒、入仓等一系列的环节都做过。我最怕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插秧，两只手互相配合，不停地往泥水里插，手指头经常磨破。一直是弯腰低头的姿势，时间长了腰疼的受不了。每插完一块田，我都要躺在田埂上滚几下，唉吆唉吆叫几声。另一件是割麦子，因为用镰刀割麦子也需要长时间地弯腰低头。不仅如此，从季节上说，收麦子正值炎夏，麦地里像个大蒸笼。闷热得让人发傻啊！像我这样基本上是在农村环境长大的“知青”都感到难以忍受，那些在大城市长大的“知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农民们也不是不觉得劳累和痛苦，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与我们的不同只是更能忍耐些吧！）三年级的时候，父母又调到了另外一个生产大队，我也被转到农场的总部学校上学。因为离家还是很远，所以还得早出晚归。后来由于经常披星戴月地往返，实在不方便，于是父母就让我寄居到一个熟人家里。那一年我的学习状态非常好，我的各科成绩都一直名列前茅。班主任老师很赏识我，几乎每天都叫我写一篇表扬班级好人好事的稿子，贴在教室的墙上。四年级开学初，学校通知我的家长到学校去。老师对我**说，学校打算让你的孩子跳一级，也就是说，四年级不上了，直接上五年级。**听了很高兴，但是她说：我家晓勇子，年纪较小，再跳一级，会用坏脑子的。婉言谢绝了这件事。这件事是在我上中学以后，**才告诉我的。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懂。真要感谢**，因为成年后我知道自己的天资并不高，当初要是真跳级的话，说不定学成个孬子了。开学不久，一天全校开会，校长郑重宣读**文件，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1974年，也就是我读初三时，学校各方面工作抓的都比较紧，我的学习状态也很好。当时***复出，主持**工作。所谓“反击”“批判”，矛头指向是***。）班主任召开班会，讨论教育**问题。老师问：同学们，你们看什么课要进行**？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说：砍掉外语课！有几个学生马上呼应：对！砍掉外语课。不一会，大多数学生都表示赞同。老师说：好吧，那就这样定了！全班立即欢呼雀跃，拍桌子打板凳。我反应的比较慢，或者说事情来的太突然，来不及多想，有点稀里糊涂。但是我那时也熟悉一首广为流传的打油诗：我是**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当好接班人。所以听说砍掉外语课，也还是附和着表示同意。从此二年高中就再未见过外语的影子。（其实，我们只在初三开过几节英语课，学完了26个字母，还有几句口号，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 Never forget the class s**uggle !这个历史性的表决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很大。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段学习外语的机会。我从上大学才开始正式学习英语，尽管比较用功，转发关于开展2009—201，但是进度缓慢，尤其是听力和口语。后来为了考研，我不得不丢卒保车，忽略听力和口语，强攻单词量，把《英汉小辞典》背了一遍。）知青在农村只要不恶劣，都会受到厚道的农村*部和社员们（又叫贫下中农）的照顾。比如说吧，有一次生产队就派给了我一个轻巧的活。大约就是1977年的春天吧，《***选集》第五卷出版了。用当时的“话语”来说，这是在“英明领袖华**”**下，全*全军全国各族****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号召全国各地都要认真学习。一天，生产队*****拿着一本崭新的《毛选》第五卷跟我说：晓勇啊，最近你就别*活了。带领社员们学习***思想吧。“抓**，促生产。”社员们*活，你站在旁边为他们念《毛选》吧。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务。第二天，社员们在水田里插秧，